這還是台灣作家嗎？—評楊渡
這還是台灣作家嗎？（原名「文人與商人」） 郭成義
楊渡（二○○三年）九月三日在中時晚報（現已停刊）發表短論「可預見的笑話」，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優勢大為讚賞，在他筆下，若台灣不依附中國市場，似乎只有死路一條。 他說：「不必再過幾年，人們將會講起戒急用忍，如同一個笑話」。
這個笑話，比起小蔣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其實是瞠乎其後，更何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目前已知是個笑話，戒急用忍是否笑話，還有待未來印證。
楊渡推崇中國經濟市場，原本無可厚非，美國、日本等世界各國，都是覬覦中國的高人口、低工資，才會一一背棄台灣，他們是為了國家利益，而商人崇尚中國，也是基於商機，這些都無可厚非，文化界要去中國賺錢，也可諒解，因為「商人無祖國」。如果，楊渡是個生意人，著迷於中國商機，也許是天經地義，沒話說；但他是一個文人、一個作家，卻用自私自利的銅臭觀點來輕薄自己的國家，對一個天天說要攻打台灣的國家，卻是如此大為讚揚，這就讓我們心痛。
他說：「台灣的經營規模太小，獲利空間愈來愈小，已經難以再發展，要再開展的事業體，一定要赴大陸，即使是文化界的出版、影視、演出、寫作、繪畫等，也都在尋找大陸的空間。」
台灣商人到中國發展，縱算賺錢，依照市場法則，錢也不會留在台灣，因為依楊渡的說法，錢還是留在中國大陸投資才有出路，這樣下去，將會把台灣掏空，台灣更沒有發展經濟的空間，所以鼓勵台商去中國發展事業體，根本不是發展台灣的經濟，反而是去增加中國的經濟規模，摧毀台灣。
何況，連「寫作」也要到中國去才有空間，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出版業者去中國賣書，靠廣大的市場賣錢，尚情有可原，但寫作是文學志業，文人畢竟不同商人，很難想像，假如一個台灣詩人必須要去中國才有發展空間，這還是台灣詩人嗎？
台灣話說：「坐這山，看彼山」，人之常情，但作為一個作家，如此鄙視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土地，還有什麼格調？只有流行作家、言情作家，才會如此重視他們的讀者市場，做為詩人的我們，正如T‧S艾略特說：「若詩人很快地擁有廣大的讀者，那是相當可疑的，這樣的詩人恐怕沒有真正創作任何新的作品，他只不過是給人們早已習慣的……詩人在他那個時代應該有正當的少數的讀者、少數能夠鑑賞詩的前衛。」詩人，儘管不必孤高，卻不可粗鄙到出賣靈魂；作家，也大可不必隨波逐流到這種地步吧！
（轉載自笠詩刊237期，作者為詩人、媒體人）
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Naipaul)，雖然出生於西印度群島的千里達，然而他的作品卻充滿英國帝國主義的傲慢，鄙視、詆毀、傷害孕育他成長的土地。因此，一般通稱他為英國作家，頂多是印裔英國作家，而非千里達作家。反觀另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992)瓦科特(Derek Walcott)，他雖然也是出生於西印度群島(聖露西亞，後來遷居千里達)的非洲裔黑人，也流有英國的血液，但卻「關懷存在於西印度群島歷史中的文化和種族困境」。
同樣的，對於一個出生於台灣、但心懷大中國情結的人，稱他為「中國作家」或「台裔中國作家」，對楊氏或對讀者而言，可能比較公允，而且，我覺得楊先生和奈保爾一樣，可能喜歡「中國」更勝於「台灣」這個稱號吧？
我倒是對「作家」這個詞比較有意見。作家通常具備悲天憫人的特質，他們的作品重心在於撫慰人心；即使帶有批判性，但斷不會抽掉文學的元素，上面提到的瓦科特即是一例(註)，否則充其量只是「評論員」而非「作家」。以此標準，我們來看看楊氏去年9月所寫的《倒扁關鍵，在敢不敢動亂》：
「…然而，要什麼樣的靜坐，才能讓他下台？十萬人？二十萬人？排成圓規型的圖案？一首感人的散文詩？沉默而無言的群眾？悲哀的氣氛？哭泣的十萬人？」
「或者，要坐多久，才能讓阿扁下台？兩天，每天二十萬人？或者連續十天，讓台北完全癱瘓？讓股市崩盤十天？或者連續一個月，台灣全面癱瘓？」
「或者更激烈一點：要有多少人去和警察衝突？要有多少拒馬被推倒？要不要在拒馬前點上火，讓火光照亮凱道的天空？要多激烈，才能讓阿扁下台…」
「…不要用中產階級的偽善，在那裡假裝天真，假裝文明，說我們就是要理性、要說服。這是放屁，這是『假倒扁』…」
就悲天憫人特質的標準來看，楊氏顯然不合格：悲天憫人者不會在群眾背後煽動大家流血；這種挑明鼓動人民與政府衝突的人，說真的，稱他為「作家」，可能讓全天下的作家都同感受辱。至於連基本的修辭都不為、反以低俗的「放屁」取代者，稱其為「評論家」，恐怕也有不少評論家抗議。
另外，對於郭成義先生對T.S.艾略特有關詩人評論的解讀，在下稍有不同的看法，試譯如下，供版主參考。
(原文：T.S. Eliot的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oerty”)
…and say that if a poet gets a large audience very quickly, that is a rather suspicious circumstance: for it leads us to fear that he is not really doing anything new, that he is only giving people what they are already used to, and therefore what they have already had from the poets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But that a poet should have the right, small audience in his own time is important. There should always be a small vanguard of people, appreciative of poetry, who are independent and somewhat in advance of their time or ready to assimilate novelty more quickly.
「如果一位詩人擁有廣大的讀者，這是非常令人匪疑所思的現象，因為恐怕他並非真正在寫新的作品，他只是給予人們早已習慣的事物，也因此讀者從他身上讀到只不過是上一代詩人的作品罷了。相反的，一位真正的詩人在他的時代應該僅擁有少數、卻懂得讀詩的讀者。世上通常只有少數能鑑賞詩文的前衛讀者，他們具有不追逐潮流的獨特品味，而且走在當代的前端，或者比較容易吸收新的作品。」
(註)
瓦科特在《非洲遠呼》(A Far Cry from Africa)一詩中，批判英國，卻仍充滿自省與人文的關懷
「…………
曾經詛咒爛醉的英國殖民官吏的我，如何
在這樣的非洲以及我所愛的英語之間做抉擇？
背叛他們兩者，或者退還他們所給我的？
我怎能冷靜地面對這樣的屠殺？
我怎能離開非洲而生活？」
以上節錄自《陳黎譯詩》，原文如下：
I who have cursed
The drunken officer of British rule, how choose
Between this Africa and the English tongue I love?
Betray them both, or give back what they give?
How can I face such slaughter and be cool?
How can I turn from Africa and live?
由...發表 Johnny on 七月 21, 2007 at 11:00 上午 CST #